因贫致病 因病致贫令人忧
据国家卫生部门披露：目前我国农村医疗卫生状况，农民健康状况令人担忧。传染病、地方病等仍严重危害着农民健康。２００３年，全国乙型肝炎病人和病毒携带者有１亿多人，艾滋病病人和病毒感染者有８４万人，其中艾滋病病人约８万人，大部分在农村。一些地方病发病率仍然很高。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突出。
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我省农村公共卫生、农民健康状况形势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形势。在我省广大农村，各类传染病、地方病等不同程度地威胁着农民身心健康。一些贫困农民无钱看病，以致小病养成大病，大病拖成不治之症，因贫致病的现象非常普遍。全省农村贫困人口中，有四分之一的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许多农民生活在贫病相随的困境之中。
据省卫生部门公布，２００３年，我省共报告甲、乙类传染病２１种９９７３６例，报告发病率比上年上升了２．８２％。其中报告发病率列前５位的病种依次是肝炎、痢疾、肺结核、麻疹、淋病。乙肝发病率居省内各类传染病之首，年平均发病率高于全国水平，我省属于乙肝高发地区。乙型肝炎发病率迅速上升，成为威胁农民健康的头号杀手。在河西一些县区，乙肝患者和病毒携带者大幅上升，一些地方发病总人数比上一年增长了近６０％，平均每１０个人中就有一位是乙肝患者或病毒携带者，形势令人担忧。据有关专家介绍，乙肝患者如若得不到及时治疗，将有１７％的最终恶化为肝癌，２０％的转化为肝硬化，直接危及生命。而乙肝治疗费用昂贵，动辄数千上万元，对于刚刚解决了温饱或一些还尚未解决温饱的农民而言，一旦患上乙肝，便意味着与贫困长相守。虽然乙型肝炎传染渠道多，蔓延速度快，但通过注射乙肝疫苗可以有效地防止。由于对乙肝的危害性和严重性认识不足，更多的则是因家境贫困，一些农民连注射乙肝疫苗的２０多元钱都支付不起。乙肝预防体系薄弱，造成了乙肝的传染和蔓延。
在一些地方，结核病的发病率也呈上升趋势。结核病属于传染性比较高的疾病，而患者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地治疗，４年内的死亡率可达到５０％。近年来，各地县卫生部门积极开展结核病防治项目，对检查出的结核病患者进行免费治疗，即便如此，一些患病的农民就诊还存在不同程度的困难。记者在凉州区采访时了解到，这个区庙山乡付相庄村有几位农民，被检查确诊为结核病后，大夫通知其到卫生部门取药，却没有人来取。后来庙山乡卫生院的一位院长进城时，才一次把几个人的药带回去，说是病人家里实在太穷，连取药的路费都没有。
传染病的蔓延使农村贫困面进一步扩大，农民生活雪上加霜。而省内各地居高不下的地方病，则使病区农民们长期生活在疾病阴影中，拖住了农民脱贫致富的脚步。我省大部分地方属于缺碘地区，碘缺乏病在各地不同程度地存在。缺碘对人体的危害非常大，影响人正常的成长发育，导致机体出现一系列的障碍，如甲状腺肿大、克汀病、聋、哑、瘫痪等，最严重还是孕妇缺碘影响胎儿的脑发育，致使儿童智力残疾和体格残疾。据有关部门研究，即使一般水平的缺碘，儿童智商要比非病区的儿童低１０％左右。缺碘使得一些地方人口素质低下，成为贫困落后的直接因素。
一些地区的水质很差，群众人畜饮水困难，饮用水氟元素含量超标，人体摄入过量的氟引发氟中毒病。氟中毒是一种侵犯牙齿和骨骼为主的全身性慢性中毒，表现为氟斑牙和氟骨症。对牙齿的危害可影响咀嚼和消化，并导致牙齿过早脱落。对骨骼的损害表现为腰、腿及全身关节麻木、疼痛、关节变形等，严重的出现腰弯背驼乃至瘫痪，丧失劳动能力，生活不能自理。环县甜水镇是一个地方性氟中毒病区。甜水镇的水不甜。有一位女子２１岁时嫁到甜水镇，１９９０年患上氟骨病，１９９５年被确诊为三度氟骨症，下肢弯曲三四道弯，不能行走，完全丧失生活劳动能力。１９９９年病故，时年仅３９岁。氟骨病给这个家庭造成了沉重的负担，正常家庭生活、孩子上学举步维艰。古浪县地方性氟中毒在部分乡镇流行，高氟人群达５．５万多人，氟骨症患者有２４５人，氟斑牙患者２．８万多人。在甘州区、山丹县的一些乡镇，氟骨病患者则更是普遍。在这样一种自然环境下，这些病区的孩子先天不足，一出生便遭受着与生俱来的地方病摧残，乃至成长发育，也不能逃脱这种厄运。
近几年来，一些恶性肿瘤如食道癌、肝癌等严重疾病频频光顾农民，冲击着他们脆弱的生命防线。２００２年全国儿童白血病普查结果表明，三分之一的白血病家庭为此而债台高筑，面临崩溃的边缘。面对几万元到十多万不等的巨额治疗费用，有些不幸患了癌症的农民，年仅四五十岁，因不愿家庭更多负债，便放弃治疗，任生命在痛苦中消逝。另据有关部门统计，全省目前共有白内障患者８万余人，每年平均新增的白内障患者近万人。这些患者绝大部分是农民。失去了光明，他们便失去了劳动能力，生活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
在重重疾病的折磨下，巨额的医药费开销，使许多贫困农民家中一贫如洗，同时还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一些农民病故后，老人的赡养和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成了社会问题。民勤县东湖镇下润村六社的沈佳丽和沈国丽，今年分别只有１６岁和１０岁，他们的父母久病医治无效，于２００２年１０月一个月内相继死亡，两个孩子失去了依靠，孤苦伶仃，生活陷入了困境。时下，姐姐沈佳丽在村支书家生活，妹妹沈国丽在村计生专干家生活。时下，两个孩子的上学、生活面临困境。这些没有了大人支撑的家庭，几乎只能全靠民政救助艰难生活。
农民健康缺失，既有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低，农村医疗卫生投入不足、医疗卫生人才缺乏等客观原因，也有农民自身就医观念落后及生活中的陈规陋习所致。一旦患了病，许多家庭对治疗也是处于被动状态。“小病扛，大病养，重病才往医院抬”现象非常普遍，孰料养病如养虎，当病人入住医院生命垂危，只好四处借债，乃至负债累累。一些农民家庭越是贫困无钱进行疾病预防，疾病越是容易光顾。农民一旦患病，不仅要承受治疗所必需的医药费，有的还不得不硬撑着从事重体力劳动，而日常饮食营养又长时间得不到改善。一方面看病需要大量的开支，一方面却为病所困，丧失了劳动能力又挣不来钱，家中生活的的窘迫可想而知。因贫致病，因病致贫，农村呈现出一种可怕的恶性循环怪圈。贫困和疾病相生相伴，成了威胁农民健康的一大顽症。
农村的社会保障是以土地为基础的家庭式保障，农民的疾病风险同样是靠农户家庭防范。有些贫困家庭根本就没有这种抗御风险的能力，而大多数农民家庭的这种抗风险能力，在一些大病面前也不堪一击。近年来，农民因贫致病、因病致贫的状况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重视。有关部门积极给予农村特困家庭一定的医疗救助，社会各界也经常进行一些募捐，但这对广大农村农民普遍遭遇的就医难题，仍显得杯水车薪。在目前的形势下，解决农民因贫致病，因病致贫的问题，仅靠农民个人的力量显然不足，迫切需要从政策层面上进行充分地调整，加强农村公共卫生建设，为农民提供一个全面的医疗保障体系，增强农民在疾病面前的抗风险能力，从而全面提高农民的健康水准。
栏目: 记者调查
日期: 2004-09-24
完善公共卫生体系刻不容缓
珍爱生命，呵护健康，迫切需要为农民构建完整的医疗保障体系。这不仅要求逐步完善新型合作医疗制度，解决农民重大疾病缺乏保障的燃眉之急；更为重要的是，要全面完善农村公共卫生体系，改善农村公共卫生现状，健全农民日常医疗服务体系，增强疾病预防和保健能力，降低发病率，提高健康水平，提升生活质量，从源头上减少农民因病致贫的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卫生投入主要集中在城市，城市公共卫生条件不断改善，城市居民享受着优先于农民的公共卫生服务。而农村公共卫生几乎被忽略，使得农村公共卫生风险比城市更为突出，导致城乡差别进一步扩大。人人享有健康，每个人得到必需的卫生保健，是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不容回避的一个核心问题。涉及农村医疗、防疫等日常医疗服务方面的农村公共卫生风险，表现隐蔽，而且分散，很容易被人们疏忽。农村公共卫生风险犹如潜伏在水面下的冰山，现已渐渐露出一隅，向人们敲响了警钟。农村公共卫生的每一个环节，事关农民健康。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生产环境污染，农村居住环境污染，还有农村垃圾污染等方面，日益破坏着农村生态环境，恶化了农民生存环境，严重威胁农村公共卫生安全，直接危及农民身体健康。 目前，我国农村许多地方化肥和农药使用量普遍超标。一些常用农药，如甲胺磷、久效磷等对人畜都具有较高的毒性，施用后存在严重的潜在危害。长期过量施用化肥和农药，不仅造成土壤盐碱化等，还造成对环境及农产品污染，直接危及人体健康。据有关专家研究，一些地方食道癌的发病，可能与化肥使用过量造成土壤中硝态氮增加有关。农民对鼠药、农药使用、存放不科学，导致的人畜中毒事件还时有发生。同时，农业用水水质不断恶化。城市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流入江河，给下游农业灌溉和人畜饮水带来了大量的污染物，造成土壤、地下水等严重污染。农村生产环境污染日渐恶化，使农民在农业增产增收的过程中，付出了高昂的健康代价。 在许多地方，农民生活环境条件还很差，目前全省农村自来水普及率不足３５％，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尚不足４５％。农民住宅结构基本沿袭传统庭院模式，庭院中禽畜乱跑，垃圾乱堆乱放现象司空见惯。农村粪便无害化处理率很低，严重污染了环境。随着一些地方养殖业的规模化，排出的大量氨恶臭、细菌等进入生活环境，已经成为一种农村公害。另一方面，城市垃圾场一般都设在城镇郊区，使农村承受了农村和城市共同生产的垃圾污染。而仅靠简单的填埋处理，远远达不到垃圾无害处理的要求标准，成为农村潜伏的污染源。 各种污染对农村公共卫生造成的破坏令人触目惊心。长期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农民健康状况日趋恶化在所难免。目前农村爱国卫生运动尚不普及，农民普遍缺乏健康意识和卫生防疫知识，对一些常见病、慢性病及卫生保健常识缺乏基本了解，就医观念淡薄，或盲目从医，崇拜迷信，一些农民在疾病面前弱不禁风。另一方面，全省还有将近一半的县医院和３００多所乡镇卫生院基础设施落后。在一些偏远地区，有一半的村无卫生所。服务体系不健全，功能不完善，基础设施差，农村公共卫生体系“线断网破”，残破不堪，预防保健和疾病控制能力十分脆弱，农民得不到最起码的医疗卫生服务。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村公共卫生服务通过县、乡、村三级卫生服务网来实现，村卫生所“赤脚医生”为农民们提供卫生服务，没有完整的农村公共卫生风险防范体系。目前，有些地方的县、乡、村三级医疗机构，严重陈旧老化。与农民医疗服务息息相关的乡村两级卫生医疗单位，职能退化，惨淡经营，前景堪忧。现在，仍有不少乡镇卫生单位使用建院初期的设备，医疗器械简陋、陈旧，不能及时更新、维修，缺乏最基本的Ｘ光机、化验设备，没有救护车，不能及时运转危重症患者。过去建设的村卫生所大都是土坯房，历经几十年风雨，几乎不能再用。而在一些地方，乡卫生院大夫们每月只能拿４００多元工资，有的地方甚至连这个标准都达不到。乡卫生院承担的预防、保健等需要贴钱的公共卫生职能，没有经费投入，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一些乡医院程度不同地存在非医务人员过多，而真正有水平的医务人员又留不住，“人多才少”，包袱沉重。经费保障不足、医疗设施落后，人员水平参差不齐，使乡镇卫生院处于带病运行状态，犹如一个风烛残年的老病号。 随着体制的转换，由于没有经费来源，不少村卫生所都变成了由村医个人经营，勉强维持生存，原先承担的一些预防保健功能名存实亡。目前大部分村卫生所房屋简陋，缺乏高压消毒锅等最基本的医疗设备。在偏远山区，有的村卫生所难以维持生计。在人口密集的地方，一个村有七八个村民小组，每个小组之间相距好几里，一个村一个卫生所已不能满足农村的实际需要。因而，重医疗、轻预防已是不讳的事实，农村卫生三级网络的“网底”出现严重的危机。 近年来，农村个体诊所迅速发展，方便了农民们看病，实现了头疼感冒小病不出村。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政府对农村卫生投入不足产生的空白。然而，他们的工作并没有得到有关部门的认可。２００１年，农村医疗机构实行分类管理，按营利性机构和非营利性机构归类管理。营利性的和非营利性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承担一些政府疾病预防工作，给卫生、药管等部门不交管理费，而营利性的则要给卫生、药管等部门每年交纳数额不等的管理费及其他名目繁多的税费，使得本来就惨淡经营的个体诊所雪上加霜。以一个县农村有２００家个体诊所为例，每家全年缴纳各种管理费１０００元计，各类管理部门可收取２０万元的费用。在以加强管理的名义下，乡村个体诊所成了唐僧肉，这实际上加剧了农村卫生状况的进一步恶化。 农村个体诊所毕竟不同于城市里的药店和医疗机构，服务对象是相对固定的区区千百口人，利润微薄。他们看病不收挂号费，一次肌肉注射的费用仅为０．３元钱，支撑诊所收入的也只是通过看病开处方，赚取药品进销差价获取的一点利润。村医一边下地劳动，一边经营诊所，勉强维持经营。当然，村医受过正规学历教育的比例还很低，误诊、漏诊、无处方、不登记的现象还很多。这表明卫生管理部门管理缺位，对农村医师迫切需要的相关业务培训跟不上，使村级卫生单位医疗水平居低不高。 农村卫生体制改革划分营利性的还是非营利性医疗机构，都要有利于农村公共卫生事业发展，能够为农民提供有效的医疗服务，而目前的这种分类管理改革，使本来就惨淡经营的农村卫生诊所负担加重，面临关门歇业境地。 分析农村公共卫生陷入窘境的原因，记者认为既有财政投入不足的制约性因素，也有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不到位，管理部门工作方法简单，还有政府部门对农村公共卫生观念跟不上形势的变化。农村公共卫生面临的严峻形势，使得重建农村公共卫生体系成为当务之急。首先是政府对农村工作的政策指导，需要从以发展农业经济为主，促进农村全面协调发展。由于卫生事业表现出来的隐蔽性，不像修马路、建广场那样的政绩工程立竿见影，于是一些地方领导对卫生事业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及至关键时刻才不得不要。因此，在农村工作中，需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政绩观，显得尤为必要。其次是要真正提高农村公共卫生事业的地位，增加财政投入，完善农村公共卫生疾病控制和保健等服务功能，改善农村公共卫生状况，为农民创造健康的生活条件，加强农村全民爱国卫生运动，倡导农村健康生活理念。再次是重建农村医疗卫生体系，改善村级诊所基础设施，给予村医一定的待遇，加强对村医的免费培训，提高农村医疗水平。 关注农村公共卫生事业，由“重治轻防”向“预防为主”转变，实现农民健康的长治久安，为农村公共卫生体系补课刻不容缓。
栏目: 记者调查
日期: 2004-09-30
新型合作医疗让农民有钱看病
最近，山丹县清泉镇双桥村７０岁的老人张志仁成了大忙人，在县合作医疗办公室组织的现身说法活动中，他以自己的切身感受，向乡亲们宣讲新型合作医疗的好处。原来，去年６月，他老伴王玉秀因高血压发作，到山丹县中医院住院治疗，共花费医药费７４５元。由于参加了新型合作医疗，张志仁到县合作医疗办公室报销了８６元医药费。这件事对张志仁触动很大，他说：“农民看病人管了，看病能到政府报销，真让人没想到。”而就在去年年初，镇干部动员大家参加新型合作医疗时，张志仁还是疑虑重重。 上世纪７０年代开展的合作医疗，后来不了了之，农民群众记忆犹新。那时的合作医疗以人民公社为统筹单位，资金筹集以生产大队集体经济为主，农民个人缴费为辅，建立了由“赤脚医生”担纲的卫生所，为农民提供了最初级的医疗卫生保障。但由于制度设计的缺陷，统筹基金层次低，基金总量少，基金本身的抗风险能力低，同时存在分配大锅饭方式，基金使用也局限头疼感冒等小病小治，在农民大病治疗中也未能起到应有的作用。这种充满了理想色彩合作医疗，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转轨，到了上世纪８０年代渐渐无疾而终。 当山丹县推行新型合作医疗工作后，乡亲们都参加了，张志仁这才抱着试一试的心情，按每人２０元的标准交了新型合作医疗基金。去年年底，老伴因病去逝了，但张志仁一直心存感激，逢人就说新型合作医疗的好处。今年，他又为全家人及时续交了保费，当起了合作医疗义务宣传员，动员更多群众参加进来。 如果说让张志仁老人感动地是从合作医疗中享受到的精神关怀，一种看病也能到政府报销医药费的荣誉感；那么山丹县李桥乡杨坝村农民赵月龙，则真切地感到合作医疗带来的实惠。赵月龙父亲因患肝硬化病故，家中还欠着医药费１万多元，去年他妻子不幸患病住进了医院，又花去医药费５２２８元。由于他们全家人都参加了合作医疗，按照县上关于病人在市级医院住院治疗的最高报销限额，他从县合作医疗办公室报销了２０００元，缓解了他妻子继续看病缺钱的燃眉之急。随着住院看病报销医药费的人逐渐增多，农村合作医疗成为农民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国家统筹城乡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为切实解决“三农”问题，大力加强农村卫生建设，提高农民健康水平而做出的重大举措。这是一种坚持农民自愿参加，由政府组织和引导，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２００３年１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卫生部、财政部、农业部《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要求２０１０年各地建立基本覆盖全国农村居民的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并在全国开始了试点工作。 去年初，我省新型合作医疗试点工作相继在山丹、安西、皋兰、灵台和庆城５个县展开。记者采访时了解到：山丹县被确定为全省新型合作医疗试点县以来，从去年至今年７月３１日，全县先后有１１６９位农民报销了医药费，人均８００多元，其中报销数额高的达到了３８００多元。截至目前，这５个县累计已有５０００多人，享受到了合作医疗报销医药费的好处。参加合作医疗花小钱治大病，农民感受到了实惠，大多数群众对“参合”非常积极，各地参合率普遍达到了８０％以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施后，参保农民不再有病不看，而是及时主动就医，将有效防止因病致贫现象的发生。 合作医疗试点的目的是为全面推广提供经验。记者采访发现，经过一年多的试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普遍得到参合农民的拥护。每个试点县在试点目标、内容、方案和管理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创新，为我省全面推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积累了宝贵的经验。通过对不同试点模式的比较，探寻影响合作医疗可持续运行的因素，研究可持续运行的机制和规律，分析其面临的一些困难和问题，无疑对促进合作医疗的全面推广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是合作医疗组织管理日趋规范科学。在合作医疗资金筹集上，中央加大了财政支持力度，对包括我省在内的中西部试点县农民每人每年补助１０元，省、市、县四级财政对农民每人每年补助１０元，纳入医疗统筹基金，用于报销住院医药费用；农民每人每年出资不少于１０元，一部分纳入医疗统筹基金，一部分用于建立个人家庭账户，报销门诊医药费用。农民个人缴纳标准，皋兰、庆城和灵台县为每人１０元，山丹县为每人２０元，安西县为每人３０元。另外，各试点地方普遍开展了农村医疗救助，对五保户、特困户、结扎二女户等弱势人群，也都纳入新型合作医疗中来，他们应该缴纳的费用由政府相关部门统筹解决。 二是合作医疗基金统筹层次提高到县级，规模大防风险能力强。按一般２０万人口的县计算，筹资总额都在６００万元以上。在基金管理中，各县普遍实行银行管钱不管账，经办机构管账不管钱，实现基金收支分离、管用分离、封闭运行的模式，从而保证基金补偿制度的公平、透明、合理，真正取信于民，杜绝基金被挪用或使用不公的现象。 三是合作医疗创造了农民大病救治的条件。安西县农民人均纯收入达３０００多元，在新型合作医疗基金筹集中，农民个人出资额５个试点县中最高，县上从四级财政补助的２０元和农民缴纳的３０元中各拿出５元，在统筹基金中又单列了大病统筹风险基金，专门用于大病医疗救助。在实施过程中，这一方法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安西县环城乡城村的段生云就是大病医疗救助措施的受益者。他女儿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过去因苦于高昂的医药费而将女儿本该早做的手术拖了下来。合作医疗实施后，他感到给女儿看病的好时机来了。今年他为女儿在北京一家医院进行了治疗，共花费７．９万多元，通过合作医疗统筹基金拿到了省级医院最高补助封底线２５００元后，同时他又享受了合作医疗大病统筹基金补助１．６万多元，累计报销医药费１．８５万元。在５个试点县中，安西县的这种创新，把合作医疗基金有限的钱用在了刀刃上，充分体现了新型合作医疗在农民重大疾病救治中的援助功能。 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毕竟不是解决农民因病致贫的万能药，它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客观地分析存在的问题，呼吁社会有关方面给予重视，使其不断完善，健康发展。 一是统筹基金的使用比例有待研究。一些农民受经济条件所限，健康风险意识及互助共济观念淡薄，如果一年中没有大病，一些农民就认为白交了钱，让别人占了便宜，对合作医疗产生了冷漠态度，一些地方出现了农民退保的现象。这种现象，实质上是合作医疗如何扩大受益面和基金抗风险能力之间的一个两难选择。为尽可能地扩大参合群众受益面，今年皋兰县降低了报销的起付线标准。乡镇卫生院由３００元降至１００元，县级医院由５００元降至４００元，其中７岁以下的小儿科病人或住院分娩的产妇由５００元降至３００元。同时，他们还将住院报销的封顶线提高了３００元至５００元。另一方面，各试点县普遍采取的大病补偿报销封顶线，对一些花费医药费数万元的极端困难户而言，仍然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山丹县清泉镇北村的张媛，去年５月感冒后病情不断恶化，在张掖市医院被诊断为病毒性心肌炎，后又在兰州、北京等地医院求医，住院花去医药费８６７４元，在县合作医疗办报销了２４９３元。今年，家中又借贷几万元，继续为张媛求医治病。显然，对于这样的家庭，大病费用报销的力度还不够。在合作医疗试点起步阶段，如何提高群众普遍的受益面，如何对重大疾病家庭给予有力的补助，这是一个值得探讨并加以宏观调控的课题。 二是合作医疗提供的医疗服务还不尽人意。合作医疗实行定点就医，而目前农村医疗服务设施条件和技术水平普遍较差。全省１．７万个村卫生所，许多是上世纪７０年代修建的，现在基本上都是个体经营，能够达到新型合作医疗定点门诊标准的并不多。据统计，２００３年底，灵台县近４００个乡村医疗机构和个体诊所中，通过严格审核被授予“新型合作医疗定点门诊”牌的不足１００家；山丹县２００多家医疗点，要为农民提供的“小病不出村”的设想还有一定的距离。一些乡村医疗卫生机构人浮于事，效率低下，服务成本高，虚开药价，间接地加重了合作医疗的费用负担。这些客观存在的不利因素，直接影响着合作医疗的稳定运行和群众受益，农民看病难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这表明现有卫生管理体制的种种弊端，已远远不能适应合作医疗开展的需要。 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试行，其意义已经超越了解决农民无钱看病难的问题，它拉开了政府建设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的序幕，促使人们以更广阔的视野关注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给农民健康以更多的人文关怀。
栏目: 记者调查
日期: 2004-09-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