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产队队长到博士生导师之路

从生产队队长到博士生导师之路
——记解放军总医院神经内科主任蒲传强教授

一个农村的生产队长，提起来或许有人不屑，那还是个官么？中国行政级别中最低的村官而已。
特殊年代出了不少特殊的事情。那个曾有英雄辈出时代，一个农村的生产队长，可能由于种种特殊的原因官至乡长县长；但你很难相信，生活中还会有这样的事，一个普普通通的生产队长，竟然可以当上博士研究生的导师！
这个“队长”在301。他叫蒲传强，现在是解放军总医院神经内科的科主任。
走近这位敦实憨厚的“老队长”，从穿越众多的故事中回过头来，你会发现：命运真像一条神奇的抛物线。

原点
这是一个非常宁静的小镇。在海南儋洲的峨曼镇上浦村，山上的树叶长得非常茂盛，远处的海边有风吹拂，天干得人的嗓子冒烟。
在一间普普通通的平房内，上学那天，父亲把他叫到跟前。
“知道你要去干什么吗？”
“上学。”
“知道为什么要上学吗？”
他低着头，不语，偶尔抬头看父亲，眼光中还带着羞怯。
父亲的目光严肃了起来。“不知道是不是？孩子，读书就是要学知识，有了知识才能做一个对咱村有用的人。”
他似懂非懂地望着父亲。父亲的脸上留下了岁月沧桑的痕迹，于是，他重重地点了点头。然后在屁股后的口袋里装了一本书，手里捏着一根铅笔，便摇摇摆摆地跟着大点的孩子们上学去了。
这是1964年夏，他才6岁。童年的童趣便是玩耍，他懒得去想更多的事情，热热闹闹仿佛是大人们的事。记忆中残存的便是热闹。大人们仿佛永无疲倦，从他出生那年便搞大跃进，然后是赶英超美，人民公社，大锅饭……
他不惊奇这些，让他惊奇的是班上的那些比他大几岁甚至十几岁的同学们。他们与自己一个班，往跟前一站，人高马大。
夹杂在这样的同学之间，他的日子平淡得像白开水，除了每次考试在前十名外，这个看上去脸色苍白营养不良的男孩，没有什么显眼的地方。多少年后，对那些慕名而来采访的记者，他说：“我没有故事。”

滑线之下
1966年的人生滑线对于他来说，像每个人那样难忘。一夜之间，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大人们变得那样疯狂。他眼睁睁地看着那些比他大十几岁、长得身高马大的同学们，把昨天还站在讲台上教他们怎样做人的老师扯到了批斗台上。教室封了，老师不再严厉地教育他们在红旗下如何成长了。
他懵懵懂懂地跟在那些同学的后面，惟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背上“红小包”，在小包里放一本“毛主席语录”，刻苦地背起革命的“老三篇”。
红小兵，多么让人激动的称呼啊。
他亲历了斗争是怎样的如火如荼。丈夫斗妻子的“私思想”，妻子揭露丈夫的“坏行为”，夫妻在大会上公开辩论和撕打，到了家里还骂对方与毛主席不是一条心。原本恩爱的家族开始互相怀疑自己的亲人不和自己一条心，不是自己的一派。
蒲传强记得最深的是他们班上的一个同学揭露自己父亲的事。有位同学的父亲曾在国民党的部队里当过保安，便认为父亲是特务，勇敢地站出来揭发和批斗。原来，父子结仇、兄弟反目是这样容易。
而他，也和同学们一样，对此深信不疑。
到了1969年，更加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了。文攻之后，开始武卫。五年级那年，他最深的记忆便是他们班上的同学斗死了两个。
紧接着，大串联开始在全国轰轰列列。吃饭不要钱，上车不买票，在他眼里，这样的日子真是太好了。
那是一个多么有理想和热情的年代啊。
每天上学，除了念语录就是批斗，斗老师、斗校长，运动在学校里如火如荼。没有电视，没有电话，只有镇上的高音喇叭每天叫个不停，周围热热闹闹，斗争轰轰烈烈。尽管如此，他却从来没有在台上站过，他所做的就是在人群中，随大流，喊口号，跟着跑。没有怀疑，认为理所当然，如此而已。
人生，就这样下去了吗？

亮色
父亲出来了。父亲对他说：“孩子，人不能没有文化，一定要读书。”
怎样读书？读书的人都变成“臭老九”了。
父亲自有他的办法。父亲把《毛主席语录》印在墙上，要他写，让他背。
父亲尊重知识。直到后来离家远走后，他才知道了父亲的历史。父亲是独子，在那个闹革命的村子里，国民党开始清扫了。爷爷和奶奶不知到了哪里，上过小学三年级的父亲在11岁时便和二姐一起逃难，几天几夜之后流落到三亚市。两个人相依为命，要饭、打工，由二姐照顾大，一直到1950解放才回家乡，此时父亲已经17岁了。由于有点文化，村里又有人在县上当了官，就到县城工作。有文化的好处是父亲亲身体验的，因此父亲对文化人有一种特别的感情。
记忆中最深的一件事，便是六年级时，父亲买了一台收音机，偷偷地听外台，父亲当然是躲着他的，多少年后问起时，父亲说：“啊，是有过那回事，好奇呗。”
等上了初中时，学校又开始复课闹革命。不同的是，那些出自于地主、富农家庭的同学们不见了，据说都在家劳动，而他家是中农，加上父亲又尊重文化人，他便上了全县第二好的新洲中学。 此时的学校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学校里装满了从广州等大城市下入来的知识分子，那些知识分子原本是送来接受改造和批斗的，可善良的老百姓们不但不斗他们，还对他们相当尊重。这些学究们上课也非常认真，不过课程的设置却大跌眼睛，无非是教他们怎样种红薯、香蕉，怎样种水稻之类，课余还打扫卫生，种菜卖菜，把钱交给班里。遇上农忙时，学校便组织他们到农村去干农活，早上走，晚上回来，插秧、挖渠，收割、打谷，样样都干，直累得腰酸背痛也不敢叫苦叫累……回到家里，还要到田里捡野菜，翻农民地里掉下的红薯，到镇上捡铜卖……
学校里斗得厉害时，他们便不敢上学，跑到一个地方躲起来。此时，他开始慢慢地关注着周围的一切事物，观察周围的种种人，开始看如《刘胡兰》等样的革命小说，开始看《怎样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农村》，当然，他也曾和同学一起商量着以后怎么办，同学们都不知道，因为他们不敢相信未来，相信了未来便是否定现在……
等到了高中，日子依旧这样过着。此时最大的事便是学英语，广州外院下放的老师开始教他们用英语唱“共产党万岁”和“毛主席万岁”，上课读书，下课除“四害”，退潮时到海边抓虾，每周末到十几公里外的山上打柴，早出晚归。这样的日子没有任何欲望，因而谈不上苦闷，等高中毕业时，这些有着城镇户口的孩子们，正好赶上了伟大的运动：上山下乡！
这一年，他刚好16岁。

落点
1974年6月，太阳红大队第八生产队里来了一名普普通通的知识青年。
第八生产队有着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凤凰村。
国家给每个青年发了400块钱的安家费，于是被称作“知识青年”的蒲传强住进了一间破落的房子。他当时还很高兴。
他对队长说：“我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
队长伸出粗大的手掌说：“欢迎！”
没想到，第一天，他就被队长训了一顿。村里安排干活全靠敲击村头一棵大树上的大铁块，他不知道。他想，怎么没人找呀，于是他坐在房子里发呆，没有去。
队长找来了。“你以为你干什么来了？你是劳动来了！”
他当时就掉泪了。
第二天就开始干活，跟着乡亲们收割水稻，虽然在学校里干过，可还是不小心把手划破了，流了血。至今，他的左手食指上还流有弯弯的刀痕。
这是下乡时最深的记忆。第一天，流泪；第二天，流血。
回到家来，用两个石头一并，自己还得烧火做饭。晚上没灯，也就不看书了，每天累得像塌了的山似的，一觉睡到天亮。
“这样的最大好处是不得神经衰弱。”多少年后，谈起往事时，他笑着这样对人说。
挑粪、挑水稻，拉牛车，一切从头学起。一些乡下的妇女看到他年纪轻轻的，干那些苦活，总是照顾他。
他最怕的，便是插秧了。大伏天的，太阳火辣辣地烧烤着大地，每天躬着腰战斗在广阔的田野里，要晒死一身皮。最难受的，还是正午时，地表温度达30多度，嗓子里渴得冒烟，痒得说不出话来，可田里没有静水，眼冒金花时就差点倒在田里了。
咬牙，坚持。
队长看到他老实，就说：“你可以犁田了。”
于是犁田。犁很重，扛在肩上，痛；犁在田地里，太浅了犁不出来，太深了犁不动，可一上午还得犁四、五亩。
队长说：“可以耙田了。”
于是耙田。耙田时，常常是弄得身上一身泥脸上一脸灰的。
几个月后，队长看到他为人老实，又有文化，又交了他一个额外的任务，当记分员。
记分员是晚上干的活。农民们在劳动了一天之后，把记分本拿来，记上当天干活所得的分数。苦一点累一点的大工记10分，而他只有5分。
再过半年，他的头上又多了一项职务，当出纳，管钱。说是钱，其实少得可怜。生产队30多户人口，200多人的行政村，全部帐目资金不过700多块钱，收入也就几百块钱，所有开支都是以角计算的。最大的开支是买牛，而产的粮食一交便是几千公斤，还把种的甘蔗卖给糖厂。
到了年底，他分了30多块钱。
30多块钱啊，他高兴得不得了，全寄给了家里。
这时候，他开始学会抽烟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抽烟便象征着开始思考问题了。农民自己种的烟叶，自己加工一下，抽在嘴里，吐出烟圈，日子便在烟圈中慢慢吞吞地走着。
八个月后，他当上了生产队的会计。队长总是记不清帐，老出错，干脆便交给他管了。
他对中国那时劳动力价值最深的记忆是，一个工分一分钱，也就是说，大人们出一个满工，挣十个工分，也仅仅就一角钱！
再没有比这样更加廉价的劳动力了。

准生产队长
又是一年过去，生产队的派性斗争闹得很厉害。老队长不干了，大队干部下来做工作，找到他说：“小蒲，你干吧。”
“我？”他睁大了眼睛。
“对呀。这是革命任务。你想吧，你是外来的，不存在派性；再加上你有文化，一定会比老队长干得好。”
他沉默了。沉默的后面便是服从。他一向的性格便是服从，何况他们代表一级组织。
等坐上队长的位子，他又惘然了，自己连一年四季该种什么、什么时候种都不知道呀。200多人的吃喝全在自己肩上，他才意识到“父母官”的难处了。
学吧。在副队长的帮助下，他渡过来了。革命的年代必须有非常之手段，社员们服他了。他的管理能力，便是从那时开始的。
就在这时，他的脾气开始变得有些暴躁。他发现，敲了半天钟，社员们总是要紧不慢的，窝在家里不出来，可发火管用，一火一叫一吼，社员们便迅速地出工了。
白天，他带他们出工；晚上，他带他们完成上面交给的运动。所谓运动，不过是斗地主富农罢了。
“老赵，你就上台吧。成份不好，也不是我定的，这个指标给谁呢？不过叫叫罢了，你放心，我绝对不让他们打你。”
那些地主、富农们上台了。经过了许许多多的运动，他们被斗绵了。不找他们，没别的人。其他的人穷得没裤子穿，斗什么呀。
他信守诺言，从来就没动手打过他们。
队里的人多事杂，台风来时，要召集人抢救；海水淹来时，要组织人抢涝。白天，他带头在外面干，晚上，农忙时得组织打谷，挑、挖、扬、掀，他已是农活的行家里手了。搞出的试验田，还真让社员们服气。
一次，他到外面参观回来，便号召大家种一种红萍的植物。这种植物，水一干时，烂在田里便是很好的有机肥料。村里世世代代没有见过，一试验，还真灵，对这个队长刮目相看了。
这个知识青年，就这样当上了先进分子。
1976年，大队培养他入了党，并准备推荐他上大学。
1977年的夏天，在田野里劳动的蒲传强听到田岸上有人喊：“队长，队长，快回来！”
他直起腰来问：“又出什么事了？”
“你的通知来了，你要上大学了！”
大学？
他站在田里，脸上全是泥巴，手里拿着还没插完的半把秧苗，裤脚高高地挽起，听到这句话时眯了半天眼睛。
就这样，他赶上了最后一批推荐上大学的末班车。

上坡路
大学对他来说，并没有充满梦幻色彩。录取通知书中写着“社来社去”，意为毕业了还得回来。
上大学时，家里很穷。父亲给了他100块钱。那时100块钱在这个普通干部家庭也是天文数字。走时，他穿的是父亲穿了10年的一套中由装，父母送不起，同学们送他到了海口。沿途上大学的都有人接待，但只限于一个人住，结果闹了一个笑话。三个同学送他，加上他，共有四个人，他们好说歹说，人家才多安排了一张床。两个人睡一张床，结果半夜里有位同学起来小便，回来后却钻错床了，人家以为是小偷，马上有人大叫起来。一个大厅里睡了那么多人，全给吓醒了。解释了半天，人家才相信。
他坐着五等舱到的中山大学。大学的生活写满清苦。两种菜，八个人一桌，吃了整整三年。每个月发四块钱，攒了好长时间才买得起一条裤子，到市里去时，连公共汽车也不敢坐。
父亲说：“在大学里要好好学习，不要与人攀比，吃饱就行。”
没有钱，大学期间，他只回过家中一次。
这一次，人们已经开始对他另眼相看了。那个老实温顺的孩子开始成熟了。
不用说，学习虽然吃力，却是拼命的。
大学时另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现在的妻子。爱人是大学时的同学，两人一个班，关系很好。她父亲是南下干部，她在学校里比他有名多了。那时还不敢谈恋爱，直到他分到了北京，两人鸿雁传书，终成眷属。
机遇常常光顾有准备的人。1980年毕业时，按要求他得回原籍。但是北京赫赫有名的301医院到中山医院来挑人了，条件有四：一必须是广东人；二必须是党员；三必须没有结婚；四是平均成绩要在80分以上。
学校报了50多人，结果北京只挑了4个。他正好名列其中。因为他的同学，有的自己大10几岁，有的甚至早已有了孩子。
像灾难一样，幸运的光临也是无声无息的。

峰点
终究，与那些在人生路上大起大落的人相比，一些干实事的人，故事相对无奇一些。但他们人生的亮点却是永远不会抹杀的。
踏进了301的大门，另一个世界打开了。可另一个世界并不是他想像的那样完美。
“工农民大学生？他们基础差，我们不需要。”
他惶惑了。这是面对强者的惶惑。
无所适从之际，他后来的导师匡培根主任说：“实验室不是要一个人么？”
他便到了实验室。导师完全是看中了他的老实。
从头学呗，有什么了不起的。他开始沉入海底，面对301永远走在国内潮头的先进仪器，一切从头越。
后来，科里忙起来了，需要人手帮忙，匡主任又点名要了他。从兹，他一直在此。
他只想把工作干得更好，让那些充满了怀疑的人瞧得起他。
工作上，他认真管好每一们病人，写好每一份病历，经常加班到深夜；业余时间，他系统地学习了神经解剖、神经病学等多本专著。一年过去后，他就能熟练地处理神经科常见病，掌握了一般医生两个才能学到的东西。
教授们说：“这是个好苗子。”
可横在他面前的一道沟是：英语！
英语难倒英雄。
每天夜里，写完病历之后，他拿起英语书，一般要看到晚上一点钟；到第二天早上，晨练的人们看到室外总是坐着一个年轻人，拿着英语书读。
他是1982年结的婚，爱人1992年才从武汉调过来。两人整整分居了10年。
十年中，他一直孤零零地呆在病房、实验室、学习室，连北京的名胜都很少去过。
他说：“那时没有吃喝风，也不存在跳舞、唱歌等社交活动，不学习干什么呢？”
实际上，他在较劲。
与谁较劲？他说不清楚。人生好像总得找一个可以较劲的地方，藉以提高自己。就像一个人要想进步的话，他除了要有一大帮优秀的朋友，还必须要有一些强劲的敌人。
1985年，他考上了匡培根教授的研究生。考试时，当时科里有着五年制的大学生，也没有考过他。
前面的路长，没有喜悦。过早的喜悦容易使人虚脱。
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他又连读博士生。
1989年9月，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他，经过导师的推荐，赴日本留学深造。去的时候，他只带了两样东西，一是医学书籍，二是两个闹钟。
带上闹钟的目的，一个放在宿舍，一个放在工作室，只为了每天按时醒来，不要浪费时间。
日本导师见面便说：“你的前任干得很好，希望你也如此。”
日本人都是工作狂，工作起来什么都顾不上。因此他在这种环境下戒了烟。
到后的第三天，他便向教授提出自己要搞“脑缺血血脑屏障超微结构改变”的课题。
日本的教授吃了一惊：“这个课题属于国际尖端课题，目前世界许多国家都在进行不同程度的研究。”
简而言之，“血脑屏障”就是假设大脑有一扇门，只要门里不缺血，不进入病菌，大脑就会正常的运转工作。
他要摘取的，就是自由地进入这扇门的那把金钥匙。
事业的成功，要有苦行僧的日子。那样的日子人们说得太多，他便不说。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别人下班后，他还在那里做实验，有次做兔子颈动脉剥离，刀子切开血管后，一边要打药，一边要结扎，可兔子乱弹，几次都未成功，血溅了他一头一脸。这时候，他多么希望能够有人来帮他！
可是没有，异乡的夜是宁静的，他的心是寂寞的。
爱人说：“分开这么多年了，还在乎一年么，好好干吧。”
忍住泪，干下去了。
两个月后，他带着他的课题论文《脑缺血至脑梗塞脑屏障超微结构改变》参加了在东京举行的日本内科协学会学术交流大会，得到了与会者的普遍关注。之后，他又参加了在仙台、秋田、京都等地举办的4次学术会议，宣读了几篇重要论文，日本专家评价：“蒲先生的研究课题在缺血性脑血管疾病发现了客观证据，为治疗提供了可参考的新途径。”
一年后，回国的他在自己的导师那里看到了日本医学院校长写的信：“你的学生在一年中，在缺血性脑水肿研究方面做出了出色的成绩，为贵院、你导师争了光，希望你再派人来。”
导师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没有止境的延伸线
1990年，蒲传强荣立三等功。
1992年，他被破格晋升为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1993年，他再次荣立三等功，并被评为全国首届中青年医学科技之星。
1995年，他又被破格晋升为主任医师、教授，并被总医院评为“十杰青年”，还荣立三等功一次。
1997年4月，他被任命为总医院神经内科主任。
到目前，他的学术成果已荣获全军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三等奖一项。
与此同时，他所带领的神经内科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人才，科室连年评为先进，他个人还被为优秀党务工作者。
面对每一样成功与荣誉，他都很淡然。因为他的天地，在于未来，在于下一个。
未来是什么？未来是一条没有止境的延长线。
他的座右铭是：老老实实干活，认认真真做事，诚诚恳恳做人。
有了这个，这条延长线就是一条闪光的金线。
走过人群的时候，他低着头；走过身边的时候，他还是低着头。常常低着头的人，是一种气度。
给达官显贵会诊的时候，他微笑；替平民百姓把脉的时候，他微笑。这种微笑，是一种从容。
拥有了气度与从容，凭技术安身立命，这样的人，真的很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