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魏晋那帮人，脑子里就有一些定格的画面，雪夜访戴之类的，恨不得夸一声“好酷”。多打量几眼，就会发现除了酷之外还有“好痛”。
比如嵇康和向秀。嵇康俊逸多才却难以远害全身，向秀和嵇康既是生活中的密友，又是学问上的对手和知音，不提具体遭际的话，他俩的关系，很容易让人想到庄子和惠施。
据《晋书》的说法，嵇康被处死主要是因为得罪了司马昭的亲信钟会。有一天贵公子钟会邀请了当时贤俊之士，乘肥衣轻，宾从如云，去拜访嵇康。嵇康正和向秀一起在大柳树下打铁，见钟会来了，故意装着没看见他，手中的家伙也不停。钟会等了半天，不见嵇康有过来打招呼的意思，很是尴尬，只好转身要走。嵇康这时却问道：“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毕竟不是等闲之辈，张口说：“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台阶虽然下来了，但这种故意的冷落和刁难当然是很得罪人的，这件事在《世说新语》里列入了“简傲”篇。
后来嵇康受吕安的连累被抓，正在得宠的钟会对司马昭说：“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又说：“康、安等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帝王总是不喜欢非毁典谟的异端的，尤其是这典谟往往是帝王从古书里精心挑选，钦定了提供给大家做政治学习材料的，岂可容人说三道四？最终解释权应该归本王所有，哪怕你认为这是霸王条款也无可奈何，因为只此一家，别无分店。
“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已经让嵇康招人不待见，何况他在士人中还越来越有影响力。即使到了“将刑东市”的时候，还有三千太学生为他请命，“请以为师”，这不是公然和当局唱对台戏吗！当权力中心不再是真理中心，当出现了除自己之外的另一个话语权威，权力存在的合理性就被动摇了。太学生们的行为不能让司马氏看到嵇康的可贵，而只会加重内心虚弱的当权者对嵇康的疑忌。
嵇康临刑的场面颇让人感叹。《晋书》说：“康顾视日影，索琴弹之，曰：‘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微躯不足惜，但悲广陵绝，与广陵散代表的“美”比起来，人事之代谢不过是些许浮沫，他以为最终能泅渡过去，在狱中还梦想着出去之后“采薇山阿，散发岩岫，永啸长吟，颐性养寿”，可叹的是，嵇康成了司马氏政治棋盘上被抹去的棋子，在一出本不应属于他的戏里，成了悲剧角色。
嵇康“有奇才，远迈不群。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他的死更因超越的气度而壮美。想起前人说的“美人与其寿，不如其夭；名士与其朝，不如其野”，嵇康以绝美之名士，欲野而竟得夭，悲夫。
向秀既是嵇康的朋友，也是吕安的朋友，他曾在嵇康打铁时帮着拉风箱，还曾“共吕安灌园于山阳”。但他的性格和嵇、吕二位不大相同。嵇康傲世不羁，吕安放逸迈俗，向秀则“雅好读书”。在深受庄子和禅宗影响的嵇、吕二人看来，向秀未免有点书呆子气、太拘泥。向秀曾打算注《庄子》，先和嵇康、吕安说起此事，嵇、吕二人不以为然，认为他多此一举。写好之后再拿给二人看，二人也深为佩服，说：“庄周不死矣！”除了注《庄子》，他还曾注《易》。这种用功劲，让人想起那个热衷于与人辩论、结果累得靠在树上休息、受到庄子善意取笑的惠施；而向秀也和惠施一样，尽管受到取笑，却是个难得的“辩友”，《晋书》说“又与康论养生，辞难往复，盖欲发康高致也”，他扮演着“诘难者”的角色，却起了“抛砖引玉”的作用，让嵇康的《养生论》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简直像相声里那个“捧哏的”。
嵇康被诛之后，向秀作为他的密友，日子并不好过，他不得不摆出了与以前不同的当局合作者姿态，应岁举来到洛阳。司马昭召见时问他：“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他说：“巢、许狷介之士，不足多慕。”庄子是称巢、许而毁尧、舜的，司马昭正盘算着仿尧、舜的禅让从名义到实质地夺取曹魏政权，向秀的回答等于是向当权者表明了自己正在向组织靠拢，他的“应岁举”本身，也表明了他不再是先前那个给嵇康拉风箱的向秀了。他让司马昭放了心。《晋书》说他“清悟有远识”，大概因为他保存自己的能力确实比嵇康要强。
在身处乱世，“欲当官而行，则生命可忧；欲高蹈远引，则门户无托”的时代，向秀的选择确实有几分无奈，他的内心必定十分痛苦。所以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中说：“年青时读向子期《思旧赋》，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然而，现在我懂得了。”对于嵇康、吕安的被杀，《思旧赋》中只有一句含糊其辞的“以事见法”，对逝去友人的思念、对未来的忧虑，也只能用“惟追昔以怀今兮，心徘徊以踌躇”这样含蓄的语句来表达，他生存下来了，但心是苦的。
向秀的官作到“散骑常侍”，但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他成了司马氏政治多宝格中一个小小的藏品。对司马氏来说，嵇康的使用价值不在于其生存而在于其毁灭，向秀的使用价值是默默地来上班。下班之后，他会以什么样的心情翻一翻《庄子》？这是无路可走的人读的书，是从苦闷现实挖出的小孔。柳树下打铁时的叮当之声，也如广陵散一样远去了。
